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

六忠良还是叛逆？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若不杀尽汝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折不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汝等。汝若请人劝我，我亦不依；务必要剥汝之皮，食汝之肉，方知我等厉害也。

绅士布告，1841年6月5日[1]

1841年6月，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新公式——民之意志。夷人还怎能同他们作对？民众、绅士甚至官吏是一条心了。南方地区痛苦的内部残杀——汉奸对忠良之争——将停止，民族的灵魂将得到拯救，精神将胜过物质。[2]

民众热情的诚挚性是无疑的。在三元里事件后很久，一些爱国的乡勇仍在继续诛锄“汉奸”，袭击黄埔附近的英国船只或登岸的人。[3]绅士们要做的，就是说服地方政府：这些作法既没有错，也不是潜在的叛乱行为。请愿书雪片似地送到总督衙门，要求官府提供援助。“要知我辈素娴遗经，深知大义”[4]。领导三元里事件的举人何玉成，要求允许士人组织一个全番禺县的团练局。他向总督保证，农民深明“大义”，绅士可以担保他们政治上可靠。[5]

绅士们有以下几条理由要让团练存在。首先，保护农村地区不受无赖、逃兵、土匪的骚扰是最现实的问题。由于鸦片战争，形成了一股社会混乱的浪潮。在英军攻击广州城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一位中国官员估计，城郊居民十之八九被迫逃到乡村或到旧城内避难。[6]土匪像蝗虫一样出现，他们中许多人原来是士兵。秘密会社也转为公开，虏掠、抢劫。士兵复员后，情况愈来愈糟。许多地方上的望族从而认为，只有保存团练，才能保住他们的身家、土地及村庄。[7]还有人诚信，保卫广州城不受洋人侵犯——即便不谈保卫大清帝国，要靠这种地方创建的团练。的确，八旗军队在1841年5月惨败以后，已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今日之兵如此，则后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此，则无下可知”[8]。此外，像何玉成那样的人也不愿意团练运动失去它在三元里之后所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势头。

三元里事件后，立即开办了几个团练局。[9]但是，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作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三元里事件中的一个不太知名的领导人——李芳，自己承担了在石井[10]重建升平社学的任务。社学原建于1764年，当时供番禺八村、南海五村之用。从那以后，年久失修，渐弃不用。但在1841年5月令人激动的日子里，社学的废墟曾是林福祥的团练司令部所在地，而现在成了当时最大的团练局。[11]到这一年底，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社学里，成立了15到18个同样的团练局，它们在名义上都受石井局领导。这个团练联盟，即以其中心机构“升平社学”之名为名。李芳是真正的组织者，有一个由四名其他地方领袖组成的班子辅助他。但到1842年，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首领是何玉成的朋友、声望卓著的梁廷栋。由于他的参与，地方绅士们捐银2万余两。15或18个地方团练的每一个都自称拥有近万人。[12]

这个团练联盟是如何集中化的呢？由于“外围”团练的成员是临时征集的，李芳的董事局从2万两银子中拿7000两去招募雇佣兵，以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事实上，李芳最后还把他的指挥部从石井移到江村[13]，在那里，他可以较容易地招募乡勇。但是，7千两银子不能维持久远。到1843年，已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个联盟的消息。但升平社学在此后的20年间，随着战争和叛乱的变动，仍时常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机构。当政府不鼓励团练时，它就没有活动，但一旦出现危机，团练局又重新开办。例如1848年时，两县的绅士捐银4000多两给升平社学，以助守城。[14]由于社学的继续存在，南海东北部和番禺西北部的农村才发展起乡村自保这样一种有生命力的地方传统，这在太平天国时期对它们很有用。更重要的是，升平社学为所有以后的团练树立了一个模式。

集合起25000名农民进行一场为时三天的战斗并不那么困难。但是，如何使群众的热情保持下去？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征集人员正规化？以前一直有保甲制。但保甲只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机构，而不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答案要到“社学”中去寻找。[15]一旦族中长者或是某地区的乡绅们打算组织一个跨村的组织，社学就成为促进地区合作的关节点。[16]例如，1836年时，黄埔附近的村庄领袖们感到了秘密会社活动的威胁，于是24个村子在河南岛南边的一个集镇上建起了一处公所，以“社学”为名。在这里，父老们在一名选举出来的主席主持下，聚在一起审问罪犯，把他们绑至县太爷处。[17]这样，公所虽然被称为“社学”，但同时也是多村联合组织的会议场所。尽管告发一名族人为秘密会社成员的行为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并受到官方鼓励，但是这种独立的市政活动或宗族活动仍在许可的范围之外。清朝的皇帝们很久以来对那些非官方组织的地方活动抱有疑虑，由于社学是半官方的组织，同时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给社区的或绅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外壳”。比如，广东社学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调解宗族械斗。[18]“时广州盗贼充斥，已酿成乱势，各村堡俱设公约社学，预备经费，请绅士为党正，以解争讼。[19]”总之，社学在团练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20]

实际上，道光朝广州的团练运动是众多社学得以复兴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社学在受到干涉的年代里本来都已荒废了。作为在机构上体现团练活动的社学，负担着充当招募站、金库、会址、屯兵所、训练场种种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团练活动在多疑的地方官眼中合法化。

表1　三元里周围的社学

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3—295页。

1841年5月广州赎城后，省里的官员提出了关于恢复支离破碎的城防工作的最初设想。[21]为了省钱，祁和奕山认为可以利用团练来重建城防。他们甚至建议在虎门周围实行屯田，以耕代守，寓兵于农。[22]朝廷当时正为财政问题所困扰，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是它难以支持的。比如在广东省，每个士兵每月的维持费用就要四两白银，实行军屯及由地方支付的团练，则可以减少这笔费用。[23]再说，广东的乡勇不是比守卫部队打仗更英勇吗？朝廷对三元里的胜利感到高兴，但又对无限制地利用团练之事疑虑重重。祁、奕山以赞扬的词句追述了团练的功绩。他们对某些夸大了的报告虽有所怀疑，但无疑他们都认为冷淡、不忠和反满的广东人突然变得对朝廷大有用处。这是在南方政策的废墟上值得加以抢救利用的一个事物，所以，他们恳请鼓励那些“可靠绅士”组建团练，用来在广州城周围建立水道防栅和在陆路巡逻。但是，皇帝的祖辈在广东曾遇到如此多的麻烦，使他对广东人现在的忠心并不完全相信。当时他只是简单地批准了重建城防计划，而对团练之事却持保留态度。[24]

奕山、祁和怡良对团练仍持原来的想法。1841年9月上旬，他们再次上奏皇帝，提出了一个发展广州团练的大致计划。既然驻守广州的帝国援兵受到热病等症的困扰，很快将耗光粮食，那么，何必不把他们遣送回本省，用非正规军代替他们呢？这几个官员大胆地告诉皇帝，他们已经为这个计划采取了一些措施：“是以奴才等先经拣派绅士余廷槐、黄培芳[25]等，分路前往四乡，鼓励士民，抽丁团练”。从那以后，南海、番禺两县的绅士组织了36000名乡勇，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精力旺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26]他们的领袖都是忠实正直的绅士，他们向总督保证说，我们“二百年仰沐朝廷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每一个村公所，它们都自觉地服从联盟的规则。“况沿海中路当贼之冲，香山、新安、新会、东莞等县，自去年以来，深赖官民互卫，一律劝勉。如果民心既固，何患不众志成城？”皇帝终于被说服，同意他们的请求，完全承认团练。[27]

这样，开始了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官方准许的团练活动。奕山本人甚至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公宴，为团练筹集资金。升平社学迅速发展。[28]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10月1日，南海、番禺的县令得到失败的消息后，命令解散团练。

前因英国事件，不得不驻扎军队，招募团练兵勇以保卫各地。兹宣布和平业已重建。守卫本县各地的部队以及所有团练，均须立即择日解散回家，以使军民均臻和平，无废常业。[29]

但是，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了？当时中国人有没有平等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概念？孟子写道：“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30]这样，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者之间进行未解决的争斗，就不符合儒家的行为准则。接受“国家敌对”这一概念，就等于承认向中国挑战的蛮夷是平等的“敌国”。所以，1842年以后，英国仍被按照传统的、精神胜利的方式，列为敢于触犯天子的“逆”一类。只有正式表示服从，比如实行了象征性的叩头，才能恢复正常。这样，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承认中英之间关系之变化。

1841年7月，三元里事件中的另外两名领袖，王绍光与高梁材决定在番禺县东北部的白云山另一侧再建立一个类似升平社学的组织，他们称之为“东平公社”。由于他们二人都是即选县丞，所以得到了官员和绅士的热情支持。东平只招集了9千名非正规军，从未发展到升平的规模，但它确实使当地的客家和土著团结起来，还在绅士的资助下建造军械。[31]

1842年10月团练解散时，王、高二人也解散了他们的公社。三个月后，他们又试图得到官方的允许重开团练局，理由不详。但是，从1841年以来，团练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设想是，团练的领袖们训练、武装农民；他们回到村里，可以随时应召，一旦战事发生，就奔赴战场。这只有在广州周围的农民肯于将业余时间化在训练上时才是可行的。到1842年初，为三元里事件所激起的民众热情已大多消失。绅士们发现他们必须雇用长期兵勇。通过招募地方上的无业游民，团练局组织起一群没有土地、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兵痞”。这些人被置于绅士的控制下。这样，当战争结束时，乡勇可以说是“正式”解散了，但更多的士兵可能已被列入了团练的领饷单——即使只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盗匪，也得这么做。一旦包括了职业士兵，团练制度就永久化了，因为解散它就意味着出现一批准军事化的暴民。

更糟的是，战争结束后，一些绅士取消了他们出于爱国而给予团练的支持。由于他们的不参与，团练组织落入一些不很“正直”的人手里。当时以及在那之前，一位绅士是不会去接近村里的粗汉并要求他加入自己的团练的。必须得有社会上的中间人，也就是能够联结社会上这两种阶层的人物。[32]这些人往往是较低级的绅士——生员。他们不能亲身建立社学，因为他们既无威望也缺少官方联系。[33]但每一个团练组织都十分依赖这些人。如东平公社就有这样一个组织者，名叫罗葆光。[34]有些中间人甚至是外省来的。他们是只有较低名分的人，来到广州，通过抗英寻找名誉、财产。他们“流寓省城”，在广州等待机会以显露自己。

1840年11月，有一伙这样的人被能言善辩的军事投机分子钱江所控制。钱是他那个时代许多侥幸成功者的代表人物。钱生于浙江，幼年时学过巫术和兵法。他曾对朋友说，一名学者的生活，简直是浪费时间，而且会消磨人的军事才智。但是，钱仍几次应试，都落第了，最后捐了个监生。[35]鸦片战争开始时，他不甘寂寞，怀着雄心来到广东。在这里，他听说广州的绅士，为同英国人作战，正在招集城乡游民，并把他们充做本地人丁编入团练。他对他的伙伴们保证说，做这种游民队伍的组织者，只要干好了，就既能得钱，又能得到军衔。这个主意看来很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同伙中没有一个是广东人。钱的解决办法是，让这些人假称是某些在广州孔庙（明伦堂）内有记载的宗族的族人。然后，钱去同一个叫苏朗荛的地方名流接近。苏把从本村团练局征集到的钱捐给他做经费。于是钱立即在沿河各处张贴告示，许愿说凡参加他的队伍者，每人赏给两元额外津贴。[36]为了使事情显得更合法，钱江还把章程刻版，悬挂于明伦堂。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很难搞清，所有的记载都说钱领着他的队伍参加了三元里之战，有的记载甚至说他领导了1842年12月火烧商馆的民众暴乱。虽然此后他被指控把苏朗荛捐赠的款项挥霍于喝酒、女人、堂会等等，但他在1843年4月还以团练首领的身份要挟进入总督衙门，并要求任命他为地方防务的指挥官。[37]

就在这时，国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团练的热烈的讨论。[38]像东平公社那样的组织应否允许继续存在？一方认为团练代表了人民的忠心。[39]祁奏称：“臣等愚昧之见，总以为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即在此。”[40]反对者以耆英为首。他警告说，团练很容易控制不住。[41]百姓虽“忠义”，但如果朝廷打算实行缓和的对外政策，就会激怒团练，这些“爱国”的勇士会变成危险的叛逆。这确是一个控制的问题。那些地位较高、比较可靠的绅士对团练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

当祁对钱江的厚颜大胆大发脾气，从而卤莽地使他打算支持的绅士阶层处于危险中时，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逮捕了投机者[42]，案子很快报到北京。这件事使皇帝确信，团练已经落入一些“假公济私、假托明伦堂名目刊贴告白”以“煽惑百姓”[43]的人手里。

于是，1843年夏天，政府的最高层决定，有可能成为反叛的团练要永远解散。事实上，广东的团练在40年代中期一直秘密存在，以维持地方秩序，同时也是反洋人运动的工具。[44]但是，就国家政策而言，团练不会再得到合法的地位和忠顺的名声。这种情况直到1849年徐广缙成功地启用他们才发生变化。

七进退两难

官员惧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惧怕官员。

李太郭致璞鼎查[45]

1842年到1849年间，广东的政治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所支配：中国人拒绝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外交上的纠纷很简单。《南京条约》的英文本第二条，给予英国人居住于五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利，而中文本的记载则只允许英国人“寄居大清沿海……五处港口”。这一误解直接构成了一些势力之间的法律摩擦，使两国政府陷入一次又一次危险的对抗。[46]

英国政策的特点是，“商界把对中国的贸易描绘成具有无限潜力的说法，同官方认为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幻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47]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若干年中，新组成的广州英国商会同实力雄厚的曼彻斯特商会之间通了很多信。这个商业集团认为，1844年后，广州的令人失望的贸易赢利，是英国官方拖延入城以及中国征收内地转运税的结果。曼彻斯特商会不断向巴麦尊表明上述看法[48]，甚至在1847年德庇时采取行动之后[49]，他们仍然对英国所得的商业利润表示不满，要求政府采取“更坚决”的措施，以“制服广州的暴民”[50]。

英国的官员们不能忽视这些要求。无论如何，通商是英国东方外交的首要目的。只是到了1852年《密切尔报告》[51]指出了中国自给自足经济的性质以后，政府方才认识到，贸易并不是随着国旗而必然发展的。[52]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在中国的英国官员却经常服从于曼彻斯特商会的要求——使广州，甚至全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当然，其间也有过动摇。1841年8月，辉格党让位于皮尔的保守党，阿伯丁勋爵在外交部开始了一个收缩时代，这是对巴麦尊的扩张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动。基佐受到安抚，女王访问了路易·菲力浦，亚洲也安静下来。终于，“土豆歉收”及“自由贸易危机”战胜了皮尔内阁。1846年12月，辉格党卷土重来。约翰·罗素爵士入主唐宁街十号，巴麦尊入主白厅。皮尔的外交政策立即反转过为。在和西班牙王室联姻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闹翻。巴麦尊开始极力扩展英国在亚洲的利益。[53]在中国，这一攻势表现在进广州城的问题上。广州的300名外国人在21英亩大的旧商馆里受苦。他们感到压抑、失望，嫉妒在上海的同行。他们的商会要求进城的情绪日益高涨。[54]领事和公使都越来越感到，英国人不能再容忍自己被广州暴民搞得卑躬屈节。只要中国人仍不许夷人进城，广东的官员们就会继续轻视英国的力量并暗中阻碍贸易。[55]

他们的中国对手，尤其是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由于帝国军事力量虚弱，面临着更为紧张的压力。坂野正高很好地描述了耆英进退维谷的状况。

他同大学士穆彰阿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掌握着北京的实权，并且是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的首领。穆彰阿与耆英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抚夷”策略的变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现政体。但是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存在于京城的官僚层以及遍及全国的文人和官员中的反洋人情绪，在广州还有猛烈的反洋人运动。所以，实行抚夷方针下的修好政策，依赖的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靠穆彰阿集团的影响、耆英的巧妙谋略以及对英国军事实力持久的记忆和恐惧才得以维持。[56]

在这个平衡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广州的强烈的排外情绪。

1841年9月16日，在对三元里事件中官方的“出卖”行为记忆犹新的时候，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广州试场主持一次府试。前一次考试结果是南海县诸生居于首位。当余到场时，南海、番禺县的考生向他发出“嘘”声，并喊道：“我辈读圣贤书，皆知礼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把他赶出了考场。当南海、番禺的县令试图安抚这些考生时，骚乱的人群斥责他们，“有清贵的金顶子不戴，而戴这污糟的白顶子”，并说他们应当把花翎戴在帽子前面而不是在脑后。这两位官员对这些话的含义当然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二人都曾帮助余解散三元里闹事的民众。但是，两位县令最终还是使考生平静了下来。考生们坚持，知府必须辞职，否则他们不参加考试。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致余保纯不得不提出辞职，由易长华署知府。[57]

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骚乱行动。指责是符合儒家观念的，考生们是在一切公认的准则都在他们一边的条件下闹事的。[58]在传统观念中，闹事以及反对地方官吏的恶行，同反对朝廷及现行制度的造反是有区别的。敌意必须表现得忠诚并只限于一地。[59]事实上，地方官只要代皇上受过就是更好地侍奉皇上了。对于官员，这样的可耻事件意味着撤职或更坏的处分；而对于北京，这样的骚乱可能最终导致真正的叛乱。所以，一种温和的外交政策对它们两者都是命运攸关的。

耆英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已经被夹在两块磨石之中，这就是英国人的要求和反对洋人的运动。

广州的绅士们一得知《南京条约》签订，就开始了抗议活动。告示一张接一张，流言一起接一起[60]，公众都警惕起来。1842年 12月2日，召开了一个公众大会以澄清问题。一些绅士打算宣读一项声明，要求保持冷静和节制，另一些人就大声争吵，会议在一片混乱中解散。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几名洋人妇女不合时宜地访问商馆地区，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打算立即进城的新的谣传。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最后只好合力禁止张贴告示、举行集会和公开谴责官方的政策。

紧接着，1842年12月7日，整个事件严重激化。一名在商馆附近漫游的印度炮手，同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发生争吵，并刺死了他。愤怒的群众迅速集合起来，攻击并烧毁了一些商馆。第二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在还冒烟的废墟中抢夺物品。只是到了这时，当局才派了200名士兵驱散人群。不过耆英迅速地道歉，赔偿了很大一笔款子，并将10名为首闹事者斩首。[61]他的坚决措施似乎获得完全成功。公开的骚乱突然平息了，事态表面上又回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