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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记住，”史迈利诚恳地劝告他年轻的听众，假如他得请求他们在离开之前把善款放进募捐箱，想必也会选择同样的语气，“受过私立教育的英国男士——还有英国女士，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是全世界最会装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息下来，“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可耻的教育体系不改变。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油嘴滑舌地哄骗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巧妙地隐匿自己的行动，没有人比他们更难于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本来自己都给吓傻了，偏偏表现得比谁都勇敢；本来痛苦万分，偏偏装得比谁都开心；本来恨透了你，偏偏比谁都会拍你的马屁。论起这些本事，谁都比不上来自所谓特权阶层、喜好社交的英国男女。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说不定正在经历高达十二级的精神崩溃，可即使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却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最难以指挥的情报员就是你们自己。”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

“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

“明信片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书桌里。你们两位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听起来有点刻意，对不对？明信片是什么样的？”人事组的头儿说着又拽出一只抽屉，“你给我待那儿别动。”

“正面有个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写了几行字。明信片是什么样的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上头写着：‘亲爱的内德，这是我刚钓到的，你不在这儿我可真高兴。爱你的本。’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又拽开了一个抽屉。

“很高兴我没法跟他抢女朋友了吧，我猜。是个玩笑。”

“你常常抢他的女人吗？”

“我们从没和同一个女人交往过。从来都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愤然说道，“你们他妈的到底要找什么？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你们两个。”

“我找不到，”人事组的头儿把我的又一叠私人信件丢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么明信片都没有。你该不是在撒谎吧，内德？”

神情严肃的男子始终在盯着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旧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同情，仿佛在说这种事轮到谁头上都有可能，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明信片是怎么送来的，内德？”他问道。他的嗓音跟他的举止一样，也带着试探和惋惜的意味。

“邮寄来的。还能怎么送？”我粗鲁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开邮件？”神情严肃的男子伤感地说，“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情报部的邮袋？”

“是军队邮件，”我答道，“战地邮局。从柏林寄出，贴着一枚英国邮票。是本地邮差送来的。”

“内德，你还记不记得战地邮局的编号了？”神情严肃的男子极为谨慎地问，“我是说邮戳上的编号？”

“就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编号，我想。”我反驳说。在如此谦恭有礼的一个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气冲冲的状态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号吧。这有什么要紧的？我受够了。”

“不管怎么说，你总能确信明信片肯定是从柏林寄出的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当时的印象吧？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这样？那个柏林邮局的编号——你能肯定吗？”

“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一模一样。我可没有仔细检查。”我说。我看到人事组的头儿又拽出书桌的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怒火又蹿了起来。

“是那种海报女郎吧，内德？”神情严肃的男子问道，脸上的笑容透着惭愧。显然他这是在为人事组的头儿道歉，也是为他自己。

“是裸体的，没错。估计是个妓女，光着背，别过头看着。所以我把它扔掉了。怕清洁女工瞧见。”

“哦，现在你倒能想起来了啊！”人事组的头儿喊道，刷地转过身面对着我，“‘我把它扔掉了！’可惜啊，你怎么不早点儿说？”

“哎，行了，雷克斯，”神情严肃的男子息事宁人地说，“内德进门时完全给搞懵了。换了谁不得是这样？”他忧心忡忡的眼神又一次落在了我身上。“你在跟监视组一起执行任务，对吧？蒙蒂说你干得很不错。对了，她是彩色的吗？你说的那个裸体姑娘？”

“对。”

“他总给你寄明信片，还是偶尔会写封信来？”

“只有明信片。”

“寄了几张？”

“他到那边后寄了三四张吧。”

“都是彩色的？”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吧。应该是的。”

“上头印的都是姑娘？”

“好像是的。”

“哦，可你还是能记得。当然会记得。我猜都是裸体的吧？”

“是的。”

“另外几张明信片在哪儿？”

“肯定也被我扔掉了。”

“因为清洁女工？”

“对。”

“怕她看到会难为情？”

“没错！”

听到这里，神情严肃的男子仔细想了一会儿。“这么说，这些下流的明信片——请原谅，我不是有意冒犯，真的不是——算是你们之间常开的一种玩笑喽？”

“对他来说，是的。”

“可你没有给他回过？要是回了，一定要告诉我们。别觉得不好意思。没时间了。”

“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次都没回过。没错，明信片是我们常开的玩笑。而且变得越来越低级了。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总看到它们摆在门厅的桌上等着我去取，我都已经有点厌烦了。辛普森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房东。他让我写封信给本，就说别再寄明信片过来。他说这些东西把公寓的名声给搞坏了。两位，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一次人事组的头儿答了话。“唉，我们还以为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声音显得很气馁，“本·卡文迪什失踪了。可以说，他手下的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两个人上了今天早晨的《新德意志报》29。英国间谍网被当场破获。伦敦的各家晚报迟些时候也会刊载这一消息。他不知去向已经有三天了。这位是史迈利先生。他想跟你谈谈。你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回见。”

一时间我肯定是晕头转向了，因为等到我再看见史迈利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房间地毯的中央，神色黯然地打量着四周他和人事组头儿搞出的一片狼藉。

“我在河对面的贝瓦特街上有座房子，”他主动说道，好像那房子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或许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算不上有多整洁，不过比这儿要好一点。”

我们开着史迈利那辆寒酸的小奥斯汀上了路，车速慢得让人以为他是在送老弱病残，可能他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已是黄昏时分。阿尔伯特桥上的白灯笼飘飘荡荡地迎向我们，仿佛是从水中升起的马车车灯。本，我绝望地想，你到底做了什么？本，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贝瓦特街堵得厉害，我们把车停进了一条小巷。停车对史迈利来说简直跟把邮轮开进船坞一样复杂，但他总算是停好了，我们下了车往回走。我记得跟在他旁边走路实在太难，他走路时两条胳膊向外撇，还甩得老高，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记得他鼓起勇气转动自家前门钥匙的样子，还有走进门厅时的警觉神情。家对他来说仿佛是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知道情况确实如此。门厅里放着好几天的牛奶，起居室里有一盘吃了一半的排骨炖豌豆。唱机的转盘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就算不是天才也能猜得出，他是匆忙之间被叫出去的——很可能是昨晚人事组的头儿找的他——当时他一边吃着排骨炖豆，一边听着音乐。

他晃进厨房去找苏打水，准备加到我们喝的威士忌里。我在他后面跟着。史迈利身上有种东西会让你觉得，他的孤独仿佛是你造成的。厨房里到处是打开的食品罐头，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他调威士忌的时候我开始洗盘子，于是他从门后摸出一条茶巾，把盘子擦干收起来。

“你和本两个人是挺出名的搭档，对不对？”他问。

“对，我们在沙拉特住一个宿舍。”

“宿舍里有——厨房，两个卧室，还有卫生间吧？”

“没有厨房。”

“你们在训练课程中也是一对？”

“最后一年在一起。你得选个搭档，学会彼此配合。”

“自己选吗？还是上头给你们配好？”

“先自己选，然后上头要么批准，要么拆开。”

“这之后你们俩就得始终在一起了，不管境况如何？”

“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整年都在一起？那可是训练期的一半时间呢。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简直跟结了婚一样吧？”

我想不通他干吗要追问这些早已知道的事情。

“所有的事你们俩都一起做？”他继续问道，“抱歉，我接受训练到现在可有段日子了。理论课、实践课、体能训练、一起吃饭、住在一块——这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嘛。”

“我们一起完成联合协作的科目，还有强制手段训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俩体重差不多，身体素质也基本相当。”尽管他问题的导向越来越令人不安，我却渐渐发觉自己迫切想和他交谈。“接下来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得一起参加了。”

“哦。”

“偶尔他们也会把我们拆开，比如要参加特训的时候，或是他们觉得哪个人对搭档过分依赖。不过，只要两个人的表现能平分秋色，他们就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组合。”

“你们俩把所有的奖项都赢来了，”语带赞许的史迈利又拿起一个湿盘子，“你们是最好的一对。你和本。”

“那是因为本是最出色的，”我说道，“不管谁跟他搭档，都会名列前茅。”

“当然啦。没错，我们都见识过这样的人物。加入情报部之前你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可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宿舍不在一起。都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在不同的学院。学的都是语言专业，但从来没遇到过。他曾在陆军短期服役，我是在海军。到了圆场我们才认识。”

史迈利拿起一只精致的骨瓷杯，狐疑地朝里面瞅了瞅，好像是要找什么我没瞧见的东西。

“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

“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接着问道，从眼镜上方能看到他带着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会是因为我自己想去。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去柏林。那儿可是前线。”

“他就这么失踪了。”史迈利解释说。他往后靠着，似乎闭上了眼睛。“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越境到东柏林去见他的情报组长，一位名叫汉斯·塞德尔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报》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单独和他见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级是哈格蒂。你认识哈格蒂吗？”

“不认识。”

“听说过他吗？”

“没有。”

“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原谅。有时候同一个答案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明白的话。”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仅次于站长的二号人物。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场舞就知道了，姑娘们都围着他转。”

“跳过舞之后呢？”

“他没吹嘘过。他从来不吹这个。即使他跟她们上了床，也不会到处说。他不是那种人。”

“听说你和本休假时都一起去。你们会到哪儿去玩？”

“特威肯纳姆30。罗德板球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为什么，史迈利的话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我太担心本了，什么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感觉到，史迈利认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尽管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证据。

“首先是威利斯，”他说道，仿佛我们正在追踪一条模糊难辨的线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长，他负责全面指挥。接下来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级外勤情报官员，也是本的顶头上司。哈格蒂负责塞德尔情报网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个网络有十二名情报员——应该说是曾经有——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像这种规模的地下网络，通讯联络部分依靠无线电，部分依靠密写，需要一个最起码人数相当的后方队伍来保障，而且我说的还不包括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分发。”

“我知道。”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遍，”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然后你可以帮我补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这个人很强势。他是北爱尔兰人。不当班的时候，他爱喝酒，吵吵闹闹，惹人讨厌。可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尽责的情报官员，记忆力超群。你确定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我都告诉过你了。没有。”

我没想要把话说得如此强硬。如果你不断地否认一件事，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骗子，即使你自己都会动摇，这总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史迈利现在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想让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浮出水面。

“没错，嗯，你确实说过没有，”他说话时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也确实听到你说没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没有帮你回忆起来点什么。”

“没有。”

“哈格蒂和塞德尔是朋友，”他继续说道，语速甚至比刚才还要慢，“就工作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而言，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战争期间塞德尔在英国被俘，哈格蒂则是在德国。1944年塞德尔在赛伦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农庄劳动，当时英国对德国战俘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国乡村姑娘。战俘营里的警卫会特意给塞德尔在大门外留一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搭着一件军大衣，好让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卫就睁只眼闭只眼。塞德尔一直对英国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时候，塞德尔的警卫和其他战俘还参加了洗礼仪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国人最高贵的一面。不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什么？”

“怎么可能？你说的是一个情报员啊！”

“已经暴露的情报员。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国战俘营里的经历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我们不说这个。1948年，名义上在管制委员会32工作的哈格蒂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塞德尔。哈格蒂招募了塞德尔，又把他派回东德，回到他的故乡莱比锡。从那以后哈格蒂一直指挥着塞德尔。过去十五年来，他们俩的友谊始终是维系柏林站的关键因素。上周塞德尔被捕，当时他已经成了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他曾出任东德驻哈瓦那大使。但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谁都没跟你提起过他。本没有。其他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