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四海之内

“倘若把你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做一个总结，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把最深刻的部分做一个表达？”

这是我设计并提供给访谈者的《人生问卷》中的一条。

他的答案是：

“朋友不能没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不能太多，多一个朋友多一份祸。”

他是个健谈的人，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我坐在他的对面，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围绕我想了解的内容，进入畅快的交流。我对他不感到陌生，他也不会给人以任何抵触感甚至压抑感。

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是有温度的。尽管他现在是一名犯人，但忽略这个事实的话，你完全可以在瞬间印象里，给他一个较高的定位：健谈爽朗，英气勃发。他的气质特别能写照他以前的身份：厅级干部，社会活动家。

他开门见山，对我说：

“我的人生的确失败了，但我不觉得我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事业上，我不会鄙薄自己的功德。”他大口吞吐着香烟，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省里建成和在建的每一条高速公路、每一个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每一条内河航道、每一个机场、每一条城市地铁，数不过来的项目，几乎都是我亲自审批和跑北京协助审批的。我对它们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寸混凝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跟它们有肌肤之亲的感觉，有深厚的感情，我热爱它们，它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希望您客观写我，我的生活我的道德任由评说，我的劳苦功高也不能因此抹杀啊，对吧？”

我点点头，向他承诺，一定不会违背事实。

他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叹了一口气，声调明显有了一些苦涩：

“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多，帮我成了不少事，朋友杂，也坏了我不少事。”

1

我栽在这片土地上，但我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干部，在这里，我算是外来干部。

20多年前，我在国务院直属交通部机关上班，是一名年轻的副处长。性格的原因，我比较活泼，并不是很喜欢那些大的衙门，加上年轻，屁股有点坐不住。有一阵子国家鼓励大机关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级别低一点的算挂职，级别高的，就是交流培养了。所以，一般级别低的年轻人，不愿意下去，挂两年职，折腾到某个省某个市，像我这样，一去上千里，吃一番苦再回来，嗨，说不定上面人变了，你连上调一级的希望都黄了。我算另类吧，下来锻炼是我自愿的。我给部里打了报告，说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话，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前一样，心潮澎湃，急不可耐，所以大表决心，一定为地方父老乡亲做实事，为培养我的交通部机关争光。

就这张报告，把我送了几千里，送了大半生，现在，又送到这里来了。所以，人啊，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跟规划一条实体的公路不一样，这个没有图纸让你改来改去，一旦上路了，没那么容易来来回回地调整方向，甚至重修一条出来。修改工程自然容易，修改人生，难。

我的挂职，顺利也不顺利。我在这里当了两年副处长，挂职到期了，回部里一看，我所在的那个司局换领导了。新领导一见面，跟我寒暄了几句，就站起来送客，说小伙子在新疆好好干。我连忙说不是新疆，是南方哪里哪里，而且我挂职两年到期了，想回来。司长说，好啊，欢迎回来。就跟我握手告别。我感觉，想回来调一级，看来没那么容易。就继续回到省厅上班。我很感谢那时省厅里的几个小兄弟，特别是我挂职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年龄不小了，资格很老，但对我一直很热情很呵护，用足了兄长风范。他见我从北京回来后，情绪不高，也不提结束挂职回北京的事儿，就看穿其中的蹊跷了。

那个周末，他特意组织了一个饭局，喊了厅里一群年轻人，过来陪我喝酒吹老牛。饭局散了后，他说小子诶，你嫂子出差了，你反正一个人在这里，不如到我那里住一晚，我们聊聊。

那天晚上，我住在处长家，我们聊了几乎一个通宵。他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不想立即回北京，可以在这里等一等。他还透露，他快提拔了，只要他的事一成，立即会提议我来接他的处长位子。

这一夜，让我感受到了同事的友谊，有时真是金不换的。都说机关同事无朋友，在我这里，这个说法还真不成立。我为人还算不错吧，好人往往会遇到好人，这是冥冥之中的正能量主导的运气。当然，也是因为我是从北京上级机关过来挂职的，说到底跟他们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关系，算半个客人吧，大家犯不着小肚鸡肠对我啊。所以，我跟他们处得都不错，有几个年龄相仿的，比如我们处长，关系很铁，不是一般的铁，铁到星期假日，我是可以随便跑到他们家改善伙食的。这一夜，也让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暂时不回去，在这里等个位子，起码解决个正处再回去也不迟。反正，年轻。

不久，我如愿当上了处长。原来的处长提拔了，成了副厅长，而且分管这个处。他是我的恩人，也是铁哥们儿，我在他的领导下，干活干得很痛快。那时，为了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连续讨论十几个小时，就着盒饭，不休息，直到项目的眉目清楚了，才撤。所以，他和我的办公室，都在写字台后面放了一张小床。厅里的同事都笑话我们，说是“同性恋”，合计着在厅里偷情呢。有一次，厅长在开会的时候，开玩笑说，这次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没日没夜“偷情”的成果。后来，厅里就流行了一句话，叫“加班偷情”，就是在办公室搭小床加班干活的意思。

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也很有意思，就是车子里出差的拉杆箱从来没有卸下来过，因为三两天出差跑项目，索性就把出差的一套常用的家伙，一人一个拉杆箱放在他的专车里，方便我们随时出行。大多数时候，我们出差都是临时决定，随机出发，匆匆来去。他对我说，老弟，我把你留下来是留对了，你能干，肯干，而且是部里的人，上头熟悉，进得去门，说得了话，没你不行，你得多出力，多待几年，等省里的交通状况全面改善了，你再回你那敬爱的北京，OK？

我说，OK！

我们都尝到了“交情”的甜头。副厅长业余喜欢书法。我有一天对他说，老哥，帮我写个作品，挂到我办公室：四海之内皆兄弟。

他说，行，本来我是从来不送字给人挂的，那是真正的献丑，活献丑，但你这句话选得好，我要支持，所以，行。

“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幅字一直挂在我办公室，我提拔，调换办公室，都一直跟着我。我是把它当人生座右铭的。

那时，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通过特殊的人际关系构成，的确办成了许多实事。上面人头熟，“跑部”其实就是“回家”，信息灵通啊，说得上话呀。部里我的大小兄弟们，大大小小都有点权力了。他们体恤我在下面不容易，我们省里又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地区，应该支持。而这边分管领导又特别支持我，我放得开，没有什么顾忌，想得到就能干得到。

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提供的多是正能量吧。而且，也是围绕工作在交际。偶尔我想答谢他们什么的，也就是吃顿饭，喝个茶，在一起说几句好话，表达一些正当的友情。

我那个副厅长老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很开明，很豪放，也没有什么私心，率性热情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工作结成的友谊里。我的成长期受他的影响太大了，所谓上梁一正，下梁不歪，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状态。他挽留了我，培养了我，在我“单身”生活期间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无微不至照顾我。除了春节我回北京家里过，其他节日我基本上在他家过的。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我跟一个大孩子一样，跟他儿子在一旁看电视，打游戏。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想起来非常温馨。我现在越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这种温暖而干净的关系，会进入长久的记忆，会进入血液，会永恒。我觉得欠他的太多，无以回报，每次新年从北京回来，就带点北方的特产，红肠，干果，东北大米，给他们。他们乐呵呵地收下来。然后，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他们给我准备一大堆南方特产，让我带回去给老婆孩子。有一年孩子暑假，我老婆带着孩子来我这里度假，他和嫂子都说，别浪费钱住宾馆，我们房子还算宽敞，正好嫂子也寂寞，孩子缺玩伴，住我们家吧。就这样，两家人一起住了两个星期，嫂子陪我的家人，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一起唠。分别的时候，两个女人和两家的孩子，都眼泪汪汪的。现在想想，都叫人心里发酸。也就是这种感情，才有生命力，无法淡忘啊。我明白得有点晚啊。

所以，那时我干得爽，一爽好几年，爽了好多年啊，时间飞快就过去了。挂的那幅字都发黄了。我也几乎忘记回交通部这回事了。过了几年，老厅长退休，副厅长转正。他跟我说，老弟，想在这里发展，干脆就正式调过来吧。我心领神会，索性把关系转了过来。不久我就如愿接上他的位置，当上了副厅长。

2

我那时候，官不算很大，但我的名声不小。我是交通行业的名专家，而且我的名声不是单纯靠写文章、讲课吹出来的，我是靠干出来的。我是先有蜚声的业绩，然后才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等部委办的一些综合运输研究院所，上海、西安等地的交通大学，纷纷聘我担任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我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些问题准确摆出来，然后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找到依据和现实解决办法。我记得有一次在沿海某省讲课，他们分管交通的副省长连续听了我两堂课，然后对我说，要是愿意来他们省工作，他马上找省委书记请示，请我过来担任交通厅长、发改委主任或者省政府协调管理这项工作的副秘书长。副省长还告诉我，他全面调研过我们省交通发展的情况，说我不只是能人了，简直是神人。如果他们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他这个副省长就能唱着“好日子”轻轻松松地当了。

我觉得他的话，没有夸张，这一点我用不着谦虚。从处长到副厅长任职期间，我主要负责公路、水路、铁路、民航的规划和利用外资工作。先不说方略，那精神，多少年过去了，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还历历在目。我记得我那大哥厅长，多少次跟我说，哎呀，刘欢的歌所唱的，我们得篡改一下，人生哪怕再豪迈，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也不能再干交通了。这样干交通，等于为别人打通无数的路，为自己造一条疲于奔命的路，一晃青春没了，路两边的野花，连看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就枯萎了。

这些自嘲的话，说一下算是宣泄掉了，但其中的苦，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吃进去的。

我给你报一个“出勤单”和“成绩单”吧。我那些年频繁跑北京，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工作和对接项目，争取国家部委对我省交通项目的行政审批和资金投入。跑了多少趟呢？绝对不止两位数。把孩子带大，孩子考上大学后，我爱人也从北京调过来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有一阵她老后悔了，说早知道你这样不停跑北京，我还要调到这里干什么呀，你在北京的时间，都不少于在这里了。再说成绩单。记得刚到这里时，中央拨给我们省里的交通项目的资金不到1亿元，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超过100亿元了，经我手争取到的项目资金，全部总量突破了1000亿元。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这么多资金进来，地方基础建设改观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还有一块工作，就是交通利用外资工作，这个跟争取国家资金工作，在我这边齐头并进。可你知道，这个是最难的，我们这里山区多，交通利用率却不在全国第一方阵，跟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这些省份没法比，人家是交通建设成本低，利用率高，我们是反过来的，投资成本高，利用率不高，效益风险显然存在。但这项工作，在我们的努力下，依然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我们引进世界银行项目3个共3.3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项目4个共7.5亿美元，在全国交通行业中名列前茅，在西部地区名列第一。

有人事后诸葛亮，说我居功自傲，每每说起交通建设的成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把同事共同奋斗的成果，当成了个人功劳，认为自己包打天下，劳苦功高。说我这样的人，好大喜功，他们早就看出来了，必出事无疑。我很佩服那些出口就来一句“我早看出来谁谁谁要失败”“我早就看出来谁谁谁一定会成功”的小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虽然我今天失败了，但这类人生导师、事业评论家绝对是小人。不客气地讲，假如把我这样的人说成是国家蛀虫，那他们这种人只能算是蛆虫吧，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吃饭拉屎不干活，专门无事生非议论干活的人的一群，出来就剩一张嘴，其他都无用的混混。我从来没有把功劳揽到一个人身上。省委、省政府不支持，能让我这样跑？还有，我那个大哥不带着我干，我一个人当然干不了。我不是一把手啊，一把手支持你或者你自己是一把手，才能放手干啊。

2009年，我的厅长大哥退休了，他毫无悬念地推荐了我接替他。可我，却大有悬念地落选了。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微妙在哪里，我不想多说这个，反正，一辆正在加速的车，你不得不刹车，甚至多了一个导航，不断东西南北地告诉你，改道，掉头，这个，那个，说三道四，指东说西，我不适应。

我冷了下来，也许是别人给浇的凉水，也许是自己给自己浇的凉水，反正我工作的热情，当头冷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董的朋友出现了，他从北京赶过来，对我说，哥们儿，别泄气了，人生道路，从来没有平坦的，其实你这是回归官场常态了啊——工作，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拼命，官场嘛，真理来了半睁眼，工作来了慢慢干，升官就烧三把火，不升，呵呵，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三朋四友喝小酒，自得其乐也好过。哈哈，这话讲的，要是早几年，我抽他丫一大嘴巴。可那时，我听了真舒服。然后，在他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调研的名义，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小酒去了。

那次，我在北京一待半个月都没有回省里来。我们天天晚上喝酒唱歌，上午睡懒觉，下午到高尔夫球场，学打球。董老板说我在高尔夫方面有天赋，上手很快。说实在的，不仅是上手很快，更是上瘾很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打得多不多。不会？哎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还真没有共同语言，说了你不懂，即使懂，你也没有那种体会。有的人臆想，认为富豪打高尔夫，是因为球场绿草如茵，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贪恋环境；还有的人歪想，说高尔夫球童，多是素衣长发的美少女，是猎艳来了；还有的人呆想，说打高尔夫的人都是为了交际，公关，寻求商机。这些说法，你说完全不存在，也不现实。再好的东西，弄到中国，总会附会一点“歪门邪道”，但这些不会多，也不会长久，因为这块土地上，不缺土包子，但土包子缺智慧，缺恒心，凡事搅和一阵，他就没趣地撤了。我不一样，我打高尔夫的时候，思绪像球一样，会不断弹跳，飞起来，落下去，沉入洞里，陷入深邃。我喜欢那样的情境，我的思维会特别活跃，而我的心，会特别舒缓，趋于平和。在球场上，我不想工作的乐趣，也不想事业的烦恼。我是一个纯粹的人。我是我。

我后来迷恋高尔夫，是付出了代价的。不少老板朋友帮我办会员卡，我出事时检察院从我办公室搜到13张会员卡，有北京的，深圳的，南京的，厦门的，杭州的，三亚的，新疆的，成都的，上海的，等等，他们说卡里的会费加起来有200多万元。这些卡我有的用过，用得比较多的也就是成都、上海和深圳观澜湖的，其他的，有的就用过一两次，有的从来没动过。我也不知道这些卡里面有多少钱。我完全不问这个，别人带我去打球，事后就问我，这球场怎么样，我说不错，他们就办一张卡，说大哥这个拿着，就是个打球凭证而已，这样不用我们每次陪着您，您自己也可以带朋友过来挥两杆子，方便。我就拿着了，往办公室抽屉里那么一摔，有的就忘了。

我清楚自己很聪明，而且精力充沛。要是干正事，能出大成绩；要是像后来的几年这样，干一些不着调的事，一样会干得很投入、很出“成绩”。后面三四年，我不光到处跟着朋友去打球，还参加了一些比赛，居然拿过不少业余段比赛的大奖。

后来我是把工作这件事“想通了”的。我没心思上班，一动就借故外出打球，当然不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所当然。即使放到古代，也没有哪个朝代允许官员这么干。我之所以觉得很正常，其实是心里闹别扭。我觉得我那样干，最后还是没有当上厅长，前任再推荐，业界名气再大，加班脱皮再多几层，都不行。既然如此，就让那些当厅长的人干呗。既然不能让多劳者多得，那就让多得者多劳吧。

人有时候处在一种自我认识的藩篱里，眼界、心胸一时都搁浅了。我光看到自己没能当厅长，就没有看到更多的处长，干活儿也不少，照样当不了副厅长，更多的干部当不上处长、副处长，位置就那么多，总归有分工不同啊。可当时我就是想不通，拼命地闹情绪，闹着闹着，自由散漫，任性放纵，就习以为常了。我整个人确实变了。

在许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厅长顶牛。比如，省里的一个重点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设备采购国际招标中，我故意随便意向了一个中标公司。厅长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后没有同意，我在会上立即发飙，公然和厅长拍桌子干。当时很多人以为我在那个指定公司里有利益，其实还真没有，后来纪委也查过这个公司，他们的老板我根本不认识。我只是觉得这家公司可能干不好，所以就故意推荐，给工程挖两个坑，让厅长吃不了兜着走。结果，厅长还真蛮负责任的，亲自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到工程现场的港口考察，到所有参招公司考察资质，在了解各方面意见后，否决了我的意见。

我不喜欢看到后来的厅长那种志满意得的样子，绝对不耐烦他对我指手画脚，一副领导的样子，慢慢地我甚至讨厌一切服从厅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的那些下属。

有的下属其实以前对我很好，也是我多年的“哥们儿”，但是，当我落选厅长之后，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勤奋工作，而且对新厅长的那种殷勤，一点不比对前任差，我心里就不爽了，从此不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朋友了。看到他们积极乐观的样子，我的心里往往就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所以就懒得参加单位的集体活动。单位党组中心组织集体学习，我几乎一律不参加；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请假闪人，也是司空见惯了。我的桌子上常年积压着一大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实在要看，能不表态就不表态，能不批示，绝对不划拉一个字；实在需要签批的往来公文，我就故意拖延。对有审批时限要求的项目审批、资金申报等事项，则在经办业务处室多次催促之后才肯签发，但就是画个圈，签个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签全了，就签个姓，签个日期，了事。我出事后，听办案人员讲，发现我办公桌上仍有积压未签批的四十几份文件，有的甚至是下属单位两年前作为急件送给我而始终未签批的文件。甚至对分管处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建议的文件，也被我压着不批。我的心态是，既然我都没有得到提拔，我的下属有什么资格邀功领赏当先进啊，没那好事。所以，我分管的下属单位，后来再也没有出过先进，没有提拔过干部。这些人，对我敢怒不敢言，背后也说过我不少坏话。

就我的这些所作所为，厅长找我谈过，我直接就说，我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等他们干得像我以前一样好，一样辛苦，升官不升官，我不能保证，推举个把先进，还是可以同意的嘛。结果，年底组织部就让一位分管机关干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提醒我注意。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更讨厌厅长和我的同事了，我觉得他们打了我的小报告，在组织部那里捣鼓人，太缺德了。